中国法院如何认定垄断纠纷中仲裁条款的效力

中国的《反垄断法》、《民事诉讼法》以及《仲裁法》中并没有明确排除以仲裁方式解决此类纠纷,而仲裁因其具有较强的保密性、弹性化的裁判依据以及一裁终局等特点,更能符合商事领域注重保密、效率以及商业惯例的需求。因此,约定仲裁在垄断纠纷领域的实际运用情况,对于市场主体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也体现着不同时机市场环境的风险和机遇。我们将通过介绍相关案例,分析中国法院对垄断纠纷中仲裁条款的效力认定是否合理。

【案件概况】

上诉人(一审被告):三星(中国)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三星”)

被上诉人(一审原告):南京嵩旭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嵩旭”)

一审法院: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4)宁知民辖初字第44号

二审法院: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

案号:(2015)苏知民辖终字第00072号

嵩旭作为三星生产的显示器的经销商,认为在其经营期间,三星滥用其对经销商市场的支配地位,通过垄断定价权、不合理地提高经销商的销售目标等手段,侵犯了嵩旭的利益。嵩旭遂诉至法院,请求三星停止垄断行为并赔偿其相应的损失。

三星随后对本案提出管辖权异议,认为嵩旭与三星之间已经约定通过仲裁解决争议,且法律并未规定垄断纠纷在有明确仲裁条款的情况下不应进行仲裁而只能由法院审理,故请求法院驳回起诉。

一审法院认为,平等主体之间的纵向垄断纠纷属于仲裁法规定可以仲裁的范畴,但本案涉及两份经销协议约定两个不同的仲裁机构,现双方无法达成一致,故仲裁协议无效。

三星不服并提出上诉。二审法院维持了原裁定,并主要从三个角度进行了论证。

第一,《反垄断法》是为了保护市场公平竞争,并由国务院设立的行政机构承担反垄断执法工作;就司法层面而言,最高院仅在《关于审理因垄断行为引发的民事纠纷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中规定了民事诉讼对私人的救济,并对受理法院的范围有明确的限制。

第二,《反垄断法》具有较强的公法性质,对于具有较强公共政策性的纠纷在各个国家中长期归属于不可仲裁的范畴。我国《反垄断法》实施时间尚短,经验仍需积累,故其公共政策性仍然是决定其能否仲裁的重要因素。目前尚无就反垄断纠纷仲裁的规定,也无相应的实践经验。

第三,本案涉及公共利益。尽管合同约定双方之间的争议由仲裁解决,但合同具有相对性,本案涉及第三方及消费者的利益,已经突破双方合同约定,故不能据此确定本案应以仲裁解决。

【律师评论】

对于本案中法院的判决和理由,我们认为法院仅孤立地对矛盾本身进行分析,即垄断纠纷的特点,但忽略了以仲裁处理垄断纠纷整个过程和结果的合理性和适法性。仲裁协议或条款作为各方自愿的约定,同时其极为有限的公开程度将难以引起明显的社会效应,因此可以作为垄断纠纷中争议解决的方式。

具体而言,可以从以下三个角度论证:

首先,仲裁协议或条款是协议各方自愿接受并作为争议解决的方式,体现了民商事领域“意思自治”的核心价值,对此司法应保持谦抑性并尽量减少对其进行干预。与行政或司法裁判及文书的公开性不同,仲裁的保密性使得社会大众并不能完全了解具体仲裁的经过和处理,所以也就不会引起所谓的社会效应甚至产生示范效果。同时,因仲裁允许业内专家参考商业惯例等内容裁决,更能契合交易主体的利益需求和效率需求。

再者,行政权力的范围应当通过行政授权确定。虽然我国目前的反垄断执法的任务由行政机关承担,但这并不等同于将此类纠纷排他性地专属于行政管辖,因此便不属于《仲裁法》第三条第(二)项“依法应当由行政机关处理的行政争议”的情形。相反,例如有关行政区域边界争议的处理属于行政专属管辖的范畴,应当排除仲裁的适用。

最后,我国的现行法律并无任何条款限制了垄断纠纷的争议处理方式,也没有规定垄断纠纷的专属管辖制度,根据“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思想,应当允许商事主体自主选择仲裁的方式解决垄断纠纷。

鉴于本案现有的裁判未能全面考量争议的影响因素,我们认为三星可以选择就本案争议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并有可能维护仲裁条款的效力,从而实现最初选择约定仲裁的利益考量。

 

本文作者:游云庭,上海大邦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知识产权律师。

电话:8621-52134900,Email: yytbest@gmail.com,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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